苹果收购自动化应用Workflow，会是为了Siri吗？

当下看来，大修并不适宜，小修亦有不足，如能中修，辅之以详尽立法，或较为适宜。

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几员核心助手，或是被调查，或是被起诉，或是被拘禁，或是认了罪，现任的特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却不敢撤销特别检察官团队，尽管特总统本人及其家属的政治生涯与此息息相关。因为目前在美国，死刑判决非常罕见。

我们站在本案件的受害方章家的立场看，如果证据确凿，被告方也不被判处死刑，或者即便判处了死刑，也多年拖着不执行，此案的正义又有几何？笔者此前看电视和报刊，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校区为无辜受害者游行时呼出还章莹颖正义。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社会里，人们熟知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规则。无数的美国人都说，假如辛普森没有那么多钱，请不起全美国最厉害的律师团队，他一定会落到被判双重谋杀罪的境地。谁有足够的资源用法，谁就能够最大化地享受法治的好处。总统特朗普发推文道：这名恐怖分子问是否能在自己的病房里悬挂"伊斯兰国"的旗帜，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这些考量的起点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引发的综合后果却不是那么合情合理的，此后果就是宁可漏掉一千，不可错杀一个。于是，就导致美国法庭尽可能不判或少判死刑，判了死刑则尽可能拖延执行。我在八十年代初批判维辛斯基的文章中曾经提出过类似问题，尽管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认识。

新京报：转变应该说在法律意识层面已完成了。在现实的司法运作中，舆论和司法是怎样的关系？ 季卫东：司法的独立有前提，即司法本身具有正当性，或者说是享有充分的社会信任。新京报：然而，舆论可能会引起更高职能部门关注和重视，基层也通常以维稳的方式应对，包括给予超出当事人权益损失范畴外的物质补偿，以稳定民意。但如果制度配套条件不完备，比如法律制定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专家论证，法律的内容与人民的正义感脱节或者缺乏严密性、连贯性，到适用之际就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我们的法律共识是什么？ 季卫东：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协调所有人的行为，因此必须采用所有人都能接受、认同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本身具有普遍性才起到协调作用。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既然舆论可影响法律的适用，其实舆论本身也就变成了审判者和法律，社会最终就会滑向无法的状态。

例如我们知道的一些热点案件，如果没有舆论的压力，检察院或者其他联合工作组可能就不会进入调查，更高层的监督机关也不会采取行动。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行法治，制度成本势必很高，并且容易造成酷吏横行的局面。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提倡司法群众路线，主要指司法工作要依靠群众，但也表现出群众的意见高于法律的偏向。官僚机构的运作需要法律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法治的内在本质就是维护权力和限制权力的两重性，它体现了权力通过受限制而获得权威的悖论。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对法与社会的基本观念会侧重斗争，在理论上属于纠纷模式。再加上法官的素质如果不是很理想，就么审理和判断就会缺乏睿智、技巧和正义观，做出来的判决就可能非常轻率粗糙。舆论是民主问责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稳健的、成熟的那种，因为它有情绪化的部分，参与舆论形成的人们并不了解充分的信息和知识，于是难免出现偏颇。

当然了，我们所希望的民主问责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运用各种制度机制来进行的，而不是率性而为的。也就是说，除了承认舆论监督的作用之外，还应该找到更好的制度手段来进行民主问责。

这些都表明围绕审判的舆论的确能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立法未能充分体现民意、反映现实，人们就希望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来体现民意、反映现实，于是导致舆论不断对司法施加影响。

在法律的教育和考试中贯彻人文精神、职业道德，意味着，如果开放的、竞争的法律服务市场和超然的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两方面都具备的话，律师的职业素质就会提高。第一是需要公正的程序，通过公开辩论，把所有的理由都摆出来，经过互相辩驳留下最有证明力、最有说服力的主张，这样做出来的判断失误就会比较少，即便出现了问题也容易被发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推行法治可以推动稳健的、有序的中国政治改革，是国家体制转型软着陆的关键。另外，在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中强调人文精神和律师职业道德也很重要，还要鼓励律师的公益活动。双方当事人都找律师，只要这种竞争是技术性的、按照明确的规则在公开场合进行，某些弊端就会逐渐减少乃至趋于消失。在这里很吊诡的是，法官机械地适用法律会与社会现实脱节，但给他灵机应变的余地，可能又导致裁量权变大，甚至出现滥用自由心证的流弊。

现代法治的制度设计显示了另外一种路径，即鼓励受到侵害的个人利用诉讼制度动员法律来维护权益，因为他们最有动机维护法律规范、也最愿意承担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除了承认舆论监督之外， 应该找到更好的制度手段 新京报：朗西斯·福山说现代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元素非常关键，第一个是国家（行政）权力，第二个是法治，第三个是民主问责。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舆论 法律 。如果说这是要揭露某种制度中被隐蔽的阴暗面，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要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模式，就会存在问题，也是不明智的。

一个国家靠什么让老百姓听你的？全国一盘棋，井然有序的状况怎么形成？当然需要法律规则。在通过个人落实法治的机制中，特别是在通过程序保障权利方面，律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季卫东：是的，现在有关当局往往习惯于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摆平一个事件，注重的只是具体的招数，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意愿，没有明确的理念，没有制度整体上的合理安排。法律既要有弹性，但又不至于被滥用，是可以做到的。但在现实的司法生活中，的确有类似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比如坏人、出轨的人、品性不好的人，是敌人，不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然而，只要存在一个开放性的法律服务市场，律师对客户的忠诚与对法律秩序的忠诚就会通过竞争机制达到平衡。

把法律看成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时，侧重点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差异和不对等性，必然导致阶级司法。我们现在谈的舆论或民意是一种民主问责吗？ 季卫东：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具有民主问责的含义。

只有这样法律规范才能真正有效力，才能获得大多数的自觉遵循。如果所有的人，包括权力本身也要按法律规则行事，不能胡作非为，这时权力就是受到限制。

从1999年的法院改革纲要以来，大多数举措都在强调司法效率和后果责任，但却忽略了辩论、推理和解释的环节。而强调社会性、共同性，在理论上属于共识模型。

通过一系列叙事和诠释，季卫东确立了新程序主义的建构法学立场，把中国社会特有的多层多样性、关系网络性、局部与整体的同构性、互动性都嵌入改革机制的理解和顶层设计之中。当然，有些部分具有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侧面，但是要在社会中得到承认，必然要让人们都能理解、拥护，于是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必然要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沟通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条件，或者即便有相关的制度也存在着功能障碍，那就别无选择，只能依赖舆论的力量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制度不配套，不得不默认民众诉诸舆论的做法虽然是无可厚非的，但确实会带来各种不利的深远影响。

如果处理每一个案件都实际上启动某种准立法程序，大家都七嘴八舌从各个角度来讨论一番，法律势必变成碎片化的，并且随着情绪的波动而波动。法律既要有弹性，但又不至于被滥用，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社会信誉下降，便不再被购买，这一切都构成压力。只有这样法律规范才能真正有效力，才能获得大多数的自觉遵循。

如果律师的作用受到限制，当事人的声音也不能充分反映到审判过程以及司法判决中。这些都表明围绕审判的舆论的确能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